郑钧简介

幸福的子弹爆裂的悲剧
——郑钧访谈录

　　嘈嘈切切的金属器乐撞击声中，郑钧慵懒而又蕴涵鲜活的无穷张力的嗓音再度爆裂开来。尽管全世界的人这会儿都在关心着科索沃危机、北约轰炸南联盟以及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可是我们的生活还得照旧，音乐还在响个不停。跟郑钧聊了两回天儿，算是逮着他“言刑拷打”了一番。

我是另类我怕谁

王磊：记得1997年底你在首都体育馆的演出里当着将近两万人的面儿说你不会再唱歌了，说那样的话动机何在？

郑钧：当时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因为我本身就不是唱歌的，大学时是学对外贸易的，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做生意的；而且有一段时间觉得做这些事情不是很符合我的性格，因为我这人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不愿意让自己融入摇滚音乐圈或者流行音乐圈；还有就是跟唱片公司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投入金钱做唱片，最后都让盗版商坐收渔利了，既然赚不回钱来，他们肯定在投入上就会压缩。我这人的性格是属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那种，我想在音乐上多做一些尝试，可是现在这种环境不适合认真做音乐，我就想干脆算了，不唱歌了，去做别的事吧。

王磊：现在的环境不适合做音乐？不还是有那么多人扛着音乐的大旗招摇过市！

郑钧：现在这种世道比较适合于混。也就是你不用认真地做音乐，你只要在各种综艺节目或者演出中滥竽充数，这样的方法比较能够保持知名度。可是我不想这么混！

王磊：你现在又出新专辑了，就不怕别人说你食言、说你出尔反尔吗？

郑钧：我这人做事从来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只在乎我想要表达什么。我现在又出专辑，一是因为跟宝丽金有唱片约在身，另外也因为我也确实很喜欢做音乐，有很多东西想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对我来讲，做音乐是我活一辈子想表达一些东西的途径，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上边花费这么多精力了。

王磊：你觉得自己是个摇滚音乐人还是个流行歌手？

郑钧：我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另类、怪异的人，因为我不太喜欢把自己融入摇滚音乐圈或者流行音乐圈这种社团性质的范畴里边或者跳入某种帮派里边以此获得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自信，我不太喜欢这样。我其实是比较低调的，除了做音乐之外，一般情况下不太爱抛头露面。因为我觉得谋生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又是另外一个概念，谋生和生活就是两个概念，对我来说做音乐是要表达真实的人生态度和一些想法，而谋生我就会用别的方式。我常常喜欢自己呆在家里打开电脑和各种设备，听听音乐练练吉他，这种闭门造车的方式比较适合我。摇滚乐这个词不是一个商标，这个商标贴到你的胸前你就高人一等，我认为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或者一个天才他永远不需要这种辅助的形式来标榜自己。

王磊：既然说自己另类，那你到底怎么个另类法儿？

郑钧：对于摇滚乐我更偏爱一些，但流行乐我也能很宽容地接受它。在香港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也说过，“四大天王”这种流行歌手和我这种歌手是两种完全不同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是别人把什么都安排好了，他们只是张着嘴去唱就行了，他们只是使用了嗓子，只是一种嗓子机器，这是一种歌手。而另外一种歌手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都在做音乐，每一首歌词曲的创作、编曲、配器，整个音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他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用每一首歌和每一张专辑来表达他真实的人生感受，这种人也是一种歌手。所以我不是从流行和摇滚去划分双方的界限，而是从这两种人他们对音乐不同的态度上去划分这两种职业。我觉得我是一个在真实表达自己的歌手，而不是嗓子机器。

完整地表达自我

王磊：谈谈《怒放》这张新专辑吧。

郑钧：这张《怒放》是我的第三张专辑，本来我想让它叫《幸福的子弹》，因为我非常喜欢那首歌；可是唱片公司认为叫《怒放》更好，无所谓，叫什么都行吧。这张唱片是我做音乐以来表达自我表达得最完整的一张，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一张，前后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从歌曲的创作、编曲、演奏、录音、制作甚至封面设计，各个环节我都全部参与了，是参与程度最大的一张。而且整个外部环境比较自由，基本上没有什么外在因素打扰我那种自我想表达的东西。

王磊：我觉得日本人大友光悦跟中国的一些摇滚音乐人合作得并不是很成功，音乐做得挺“面”的，你这次为什么请他当你的制作人？

郑钧：我觉得大友光悦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水准的制作人，几年前在做《告别的摇滚》那会儿就跟他合作得比较愉快。我们在做《怒放》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设备都搬到大友住的酒店房间里边，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们每天从中午一点干到第二天凌晨六点，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把他弄得都快崩溃了。虽然我们都做得很累，但是也都很高兴，因为觉得这样做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磊：从《赤裸裸》到《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到这张《怒放》，我感觉似乎你的音乐冲劲儿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点像齐秦或者木村拓哉的味道了。

郑钧：在我眼里那两个全是傻冒。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多变的人，我有很激情很狂热的一面，也有很安静的一面。这张专辑我就是想做一张比较静一点的，想传达的感觉是我比较安静、优美、伤感的那一面；再有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跟老外一样用吉他、贝斯、鼓、键盘这种最简单的乐队编制形式来传达比原来复杂的形式更强烈的感觉和情绪。可以说我自己的想法在这张专辑里全都实现了，不管别人怎么评价它，反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

很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朋克

王磊：你想不想尝试着做一些电子的东西？听过超级市场、苍蝇、陈底里还有广州的王磊他们的电子作品吗？

郑钧：你不是说我的音乐太老土了吧！在这方面我很谨慎，新的唱片里有一些尝试，但只是很少的一点点，下一张我也许会做一张纯电子化的专辑，但这也很难讲。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听老外的音乐，苍蝇他们那些人的东西我也听过.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尝试的时机不是很合适，没必要老外做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赶上这个时髦。做音乐需要表达某种状态的时候就表达这种状态，而如果在整个社会大环境和自身的状况都不具备表达的条件时强行去表达，就会显得比较幼稚和勉强。很多国内的电子音乐我听起来完全是形似的东西，猛一听挺像的，可是其实缺少那个神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还得进一步学习吧。电子音乐其实说白了就是堆积设备，设备完全就是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经济状况一般的音乐人完全没有能力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因为这些设备完全就是拿钱堆起来的。我觉得电子音乐这种东西不像朋克乐一样，你只要有激情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跳过去。

王磊：正好说到了朋克，这一阵子新裤子、地下婴儿、花儿这些朋克乐队好像挺火的。

郑钧：其实很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朋克，因为我比较接受一种观念，就是朋克它所推崇的那种非职业化精神，也就是激情第一技术第二的精神，那种打倒一切权威和既定模式的革命性我非常喜欢。而且朋克乐在一定时期内也比较适合中国，因为在中国年轻的摇滚音乐人不太有耐心静下来在技术上提高自己，他们急切地想表达自己思想的激情，而朋克的意思就是任何人拿起任何一件乐器冲到台上你就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年轻人就会比较接受朋克。这些新的朋克小孩儿我也去酒吧看过他们的演出，我也挺喜欢的，而且我的经纪人公司也签了一个叫碎瓷的地下乐队，我给他们当制作人做了一张专辑。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朋克乐让人听起来就只觉得形式上做得很西化，比老崔他们那会儿的朋克乐进步了很多，可是还不够个性化，自我的色彩还不够浓。

王磊：以后你会做一些朋克乐吗？

郑钧：朋克精神一直都是我所乐于接受的，但并不在于我跟谁都说我是最朋克最另类的，谁都听不懂我的音乐，我把大家都造死我就是前卫，我的音乐无法令人理解我就是伟大，根本不是这样的概念。人跟人不一样，我觉得无论做什么都应该顺其自然。